你会有怎样的故事诉说
前几次来纽约，都是当一回过客，不是转机，就是逗留一日而已。但出了一个意外的差加上一点点小幸运，竟让我感受了一下这个最不像美国城市的大都会。
但每一次来纽约，总免不了要经历一场大雨。即使刚刚送完吴先生飞机，回酒店的路上立刻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，想流还未来得及流出的眼泪就这么活生生吞回去了，因为天空已经比我的情绪来得更应景。
吴先生给我写了一封“干瘪瘪”的情书。话不太多，却提到了一个变化让我触目惊心。他说，似乎拿起笔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想起还在研究生读书时，两个人差不多能半个学期互写三两封，每次都四五页之多。如今是真的话少了，还是已经无法耐心告诉彼此除了琐碎生活之外的别的体会？
想到路途上采访中听到的那些或轻快或严肃的故事，只待赶紧写下来。
1. 我每个月只有10元美金生活费
Peter说，自己在秘鲁，当地华人知道自己叫Peter比知道自己中文名的要来得多。他是个热情的人，虽然第一面机场相见时，脸上写满的是一个大写的“拽”字，但知道他的故事后，才知道他何以拽得起来。
虽不过四十出头，但Peter已经来秘鲁25年。15岁便来到这里的他，在当地上了高中。作为班上唯一的中国人，甚至是亚洲人面孔，他总保持着亚洲孩子该有的对数字的聪颖，以及对当地文字的陌生与怎么努力也难以赶上的阅读困难。据说在一次考试中，同学的数学卷子得了百分制的2分，那两道题，正是Peter悄悄告诉他的。在答对得2分，答错得1分的卷子上，Peter凭着24道确信会答对的题，过了线，也上了大学。
在大学的头两年里，Peter继续勤工俭学。那时大学学费按月缴纳，需要70美元。在他一个月100美元的餐馆打工收入当中，扣除学费70元，扣除住宿费杂费20美元，零花钱就剩下10美金，连饭钱都快要负荷不起。Peter开始想办法，发现了学生就餐的生机，便利用打工的间隙，做好包子拿到学校卖。一索尔一个，最好的时候，一天能够卖上四五十个。这，成为了他最早挖掘的生意经，也帮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，但最后，他还是因为学费原因辍学了。
现在的Peter，做着一家赌场的管理者。说来也奇怪，似乎当地较大的赌场，都是华人在经营。接触过的一个赌场老板告诉我，自己还是渴望跟内地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。Peter因为语言上的优势，成为华人社团圈子里的西语翻译，虽然他坦言写作跟识字还有些困难，但说话总归是流利的，甚至还知道几个非常土的脏话用词。
2. 我2岁父亲出国 我24岁再见他
请原谅我用一个代号说U先生的故事。因为我并未获得说故事的人的同意公开，但我相信，他的故事并非是一个特例。在海外每一个华人的背后，似乎都应该有一个故事。有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家族的故事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故事。
在墨西哥城，我见到了U先生，他深夜12点在机场接机，等了近一个小时，我们在海关放行跟等行李耗时太久，行李带每输送两分钟就要停止两分钟，期间背后传出的是不时的狗吠声，以及近1/3的旅客被开箱检查，不知是否跟这个国家对毒品等违禁品的严以待阵有关。
U先生轻描淡写地说起了自己来墨西哥城的缘由，因为父亲在。无论在哪些年代，乡里、亲朋在外总是驱动留守乡村中的人们踏出国门的最大缘由，只不过随着如今读书、贸易的全球化深入，这些理由已不再是唯一。
U先生父亲抵达的年代，据说整个墨西哥城只有7个华人。待父亲扎稳脚跟后，回到了广东老家，娶妻生子，呆到儿子两岁便离开，重返墨西哥。期间，U先生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直至他24岁。在父亲来信的要求下，他从澳门偷渡至香港，再从香港坐上了前往墨西哥城的飞机。
那个年代，偷渡至香港还算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只需要有着一副渔民的装扮就好，没有盖章，没有安检。当双脚踩上香港的土地，哪怕只是湿淋淋的草鞋，一席布衫，新生活已开始向你招手了，这套装扮还有可能跟着你漂洋过海，成为异乡的异国人对chino的第一印象。
U先生在码头上跟父亲相见，他已经不知道也不记得父亲的长相，从两岁到24岁的时光，父亲都是缺席的。据说，50年代时，很多华人都会拿着个纸牌，或者直接在码头上，一个个询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我的儿子吗？我是你的老爸。
来到墨西哥城的U先生才发现，父亲已经娶了一个当地的女人，而母亲，就这样被晾在家中多年。虽后来也前往墨西哥城生活一段时日，但一个家中两个妻子，并不是什么合法或好相处的事情。很快，母亲就在墨西哥女人的告发下，被遣返回国。以至于到最后，父亲故去，家中的母亲只有一句“死就死了，有什么好哭的。”极尽了淡漠与心死。
尽管如此，有着更多的女人，还在遥远的广东南方，在故乡，等着海外的男丁回去，跟她们结婚，再带走他乡。不能带走的，不仅是家庭悲剧，更多的，或许是那个时代动荡、封闭造成的悲剧吧。U先生成长的十年，是1960—70年。
3.阿根廷的华裔演员
准确地说，这并不是一个我听到的故事。从纽约飞往圣地亚哥的途中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。这个城市的名称在西班牙语里意思是“好空气”，是西班牙人第一次踏上这个城市土地时的一句惊叹，就成为了这个城市永恒的代号。好比福尔摩沙一样。
每一个未被开发的城市或者土地都难免沾上了这样的色彩。当殖民者一波又一波来了，又走了，但这些印记却可能永远都无法带走。
这个城市对我来说，曾经那么地遥不可及。第一次认真听到它，还是在研究生时。同班同学是阿根廷人，准确地说，是阿根廷的华人，五岁便跟父母移民了阿根廷。她告诉我，每次想要回来，总需要从欧洲或美国转机，一趟便是30余小时。我只有一个想法，这该是一片多么遥远的土地。
飞机乘坐的是阿根廷航空，班机上播放的节目，几乎没可能出现中文。当我希望忍着头皮看下去的时候，竟发现一部混杂着中文跟西班牙语的电影《一丝偶然》，男主角黄胜煌（Ignacio Huang），80年出生，11岁随父母移居阿根廷，台湾人。在父母都做着贸易生意的时候，他在大学里学习了戏剧，坚持到2006年的他，因为这部剧一炮而红。
无论是同学还是这个Huang，竟有着如此相似的家庭背景。90年代台湾人纷纷往外开拓，已经到达南美这片土地。幸好，那个年代已经有了飞机，无需再靠轮船横渡整个太平洋。
或许因为这点牵连，我曾问及多个城市中的台湾移民。在智利圣地亚哥，台湾的理事会已经解散，连旧址也交予了教会保管，否则将会被政府回收。在仅有1000多个台湾人生活在此的城市，已经没有新一代的移民陆续到来。